我就农地改革有几个方面谈点不成熟的看法，肯定谈得散一些。大家知道现在农村土地很多权利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那个时候设置这些权利的主要功能在于保障性，根本没有考虑物权性，现在在制度设计中，要将农村土地权利进行流转的时候，又出现了问题，保障性权利与物权性权利是有矛盾的，这两种权利不太相融，保障性权利是以需要为基本的前提，再加上农村集体所有权本身是权利的主体，现在不知道谁的地位更重，要解决流转问题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承包经营权，不管怎么研究，设置什么样的模式，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根本没有办法解决，比如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投资入股，在全国很多地方试点，但是和现行的法律是比如说和公司法是有冲突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有期限的，如果入股公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公司破产后土地怎么处理，30年期满后土地承包经营权怎么办？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破产的土地可以把承包经营权拿回来，这样的投资是什么样的投资，公司法的整个运行机制是完全不相适应。再比如说抵押问题，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承包经营权抵押方式很难实现，一旦抵押后，农民还不起债的时候土地承包经营权怎么处理，宅基地也有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物权性和保障性有矛盾，我有一个想法，也许很不成熟，现在农村集体土地改革有两派是比较激进的，一派是主张私有化，一派是主张国有化，还有陈小君主张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改良。我的一个基本思路是，我们能不能这样做：宅基地使用权，就是农民对宅基地享有所有权，现在农村的土地能不能分成几块，农民享有宅基地的所有权，可以进入市场的流动，流动到城市都可以，这是完全按物权的性质来设定的。

　　农村的公共用地，应该严格管制，防止过度扩张。还有农村的耕地，农民承担了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刚才刘守英教授也讲过，可以不让他们转，但是国家应该给予补贴，或者是通过某种方式让农民获得利益，让农民愿意种这部分地，这是国家另外要解决的问题，这个负担不能加在农民的头上。

　　还有一部分农村的土地可以进入建设市场用地，现在要通过征用，让部分土地直接入市，因为这部分土地，对耕地、粮食安全的影响并不大，我们能不能把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权分为这几类，然后按照不同的权利来构造，也就是说宅基地私有化，其他的还是集体所有。这是我谈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想说一下土地储备问题，刚才刘守英教授也讲到了这个问题，现在土地管理法修改过程中，这是个争议非常大的问题，因为大家知道土地储备制度，这是我们从西方国家引进过来的，最开始设计制度的目的，是想国家储备一部分土地，用于解决由于土地过于紧张所导致的房价过高的问题，是我们最开始设计这个制度的初衷，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制度运行十几年后，其运行和我们设计这个制度的初衷完全相悖，也就是现在的土地储备制度成了地方政府合法征用土地的平台，成了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一种手段，我们发现现在各个城市有土地储备中心，且都是市场化运作，并且我们现在发现土地储备中心储备了大量的土地，不是国有土地，是从农村和农地征用过来的土地，然后以非常高的价格转让出去，刚才刘教授也说了，很大一部分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都是土地储备中心做的，在土地储备中心的运作中，国家扮演了几重角色。既是土地管理者，又是征收主体，同时又是出让方去，几个角色混在一起。那如果土地储备现状继续维持下去，该怎么样进行保障？政府不与民争地，政府以非常低的价格把农地收购过来，再高价卖出去。土地储备制度改革，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直接废除，不要土地储备，既然这种土地储备制度的运行完全违背了设计制度的初衷，干脆就去掉，如果这种制度要保留，我们必须要限制土地储备中心储备的土地性质必须是国有的，不要到农村征地，如果是城市里的闲置土地也征过来进行储存，这样防止房地产价格的暴涨。如果这种制度要保持，政府不应该以经营的方式，或者不应该采取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如果土地储备采取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

　　第三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抑制不当利益，宅基地和城市房屋怎么换，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现在城镇房价非常高，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定价权不在农民手中，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到底是整体推进还是自由协商，如果整体采取行政的方式，怎么样保证农民的利益，农民两化以后可能变成市民，他们的就业、医疗问题可能没有解决，只是身份转变了，在这种背景下如何保护农民的利益，农民始终是弱势群体，这种大规模的城市化会给农民带来多少好处？我们说到的城市化是以工带农，通过发展城市的第二、第三产业，通过城市化，农民有很好的归宿，能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但是我们看城乡统筹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仅仅是农民的身份变了，那么这种城市化进程的利好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