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当地时间10日刊文认为，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说，在农民工问题上，除了废除农民工制度，中国别无他途。

　　文章摘录如下：

　　金融危机马上显示农民工的影响力。大量的农民工失去工作，回到家乡，但发现在家乡已经无事可做，因此又回流到城市。更重要的是，很多农民工并非单个的个人，而是家庭。

　　他们离开家已经多年，小孩在打工当地上学。回家乡后，不仅他们本身的工作成问题，同时面临小孩上学等一系列问题。

　　有人说，农民工失业了，就可以叫他们回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问题实在并非那么简单。农民工已经不再是农民，他们很难再回到过去成为从前的农民。他们离开农村多年，了解了外在世界，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外在世界已经具备了一种全然不同的认同。

　　农民工的重要性

　　实际上，很多年来，每当春运，每当遇到类似“非典”的疫情，每当遇到经济不景气，等等情况下，如何应付与农民工相关的问题一直是各级政府最为棘手的一个问题。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说，在农民工问题上，除了废除农民工制度，中国别无他途。在中国，农民工的出现既是历史的必然，早期也是社会制度进步的表现。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社会，农村和城市截然分割。改革开放后，因为农村改革的成功，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工业改革和城市化需要新的劳动力。这样，户口制度开始松动，农民开始进城工作。

　　这些人一方面脱离了农民的身份，但同时又不是正式城市工人和城市居民，因此有了一个特殊的称号，被称为农民工。

　　尽管中国官方对农民工的数量没有正式估计，但各种研究表明这个群体的数量极其庞大。农民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度。可以说，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波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主体。他们为中国的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极其廉价的劳动力。

　　正是在这个角度上，一些经济学家承认农民工是中国在全球市场上竞争力优势的最主要因素。

　　农民工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近年来也开始在政治方面体现出来。农民工的权利常受到侵犯，于是国家通过了新的劳动法来保障他们的正当权益。同时，政府也开始提供制度性的管道让农民工表达他们的声音和利益。 {Npage}

　　农民工制度化的隐患

　　例如在党代会和人大代表中开始出现农民工的代表，尽管人数极少，比例极小。农民工俨然已成为一个“界别”或者功能社群。就是说，大趋势是农民工这个社会群体的制度化。

　　然而农民工制度化对中国来说是长期之痛，甚至是隐患无穷。如果农民工制度化，那么中国社会就会在传统二元的基础上成为三元社会，即城市与农村和流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非工非农的农民工。

　　农民工制度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现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在从传统二元社会到工业化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都要求农民转变为现代公民。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有效地吸收了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农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举世无双的。但是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吸收和消化农民的速度则极慢。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没有能力这样做，而仅仅是因为人为的农民工制度之所为。

　　制度的方方面面都没有考虑到农民工，结果就导致了制度上的歧视。可以说，农民工制度不废除，这个庞大社会群体的生产力就得不到解放。

　　近年来，中国政府推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这表明了政府要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但建设新农村绝对不是意味着要诱导农民工回去。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在于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减少农民。(郑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