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作家周天勇）马克思在阐述生产的必要条件时，引用了配第所说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斯密据此也提出，“一个国家的全部产品要分解为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三部分”。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在他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将土地要素变量舍弃了，变成了“GDP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a×劳动力增长+b×资本增长”的三结构模型。理由是，由于农业增加值的部分在总产出中的比例越来越小，土地数量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微弱；土地是一种永不磨损的资源，如果计入，意味着投入产出的重复计算。
　　从中国二元体制长周期转轨国家的特殊性看，土地要素配置改革和开发增加土地要素，对于寻求中国新的增长潜能意义非常重大。转轨国家土地要素自变量和地租贡献因变量要加入投入-产出模型，需要再回归到“GDP增长=余值增长+a×劳动增长+b×资本增长+c×土地增长”的古典模型。不得不回归的理由为：
　　（1）市场经济国家中，土地可交易、可定价，已经资产化、货币化和市场化；而中国土地很大一部分没有一级交易，几乎所有土地不能二级交易，无法定价，没有资产化、货币化和市场化。
　　（2）就中国三大要素配置体制改革进程看，资本要素市场化改革最先，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改革在后；土地要素配置计划调节、规划管理、用途管制非常牢固，市场化改革才刚刚开始。
　　（3）前面已述，由于相当大规模的城乡土地禁止交易，或者允许交易但二元体制阻隔不能交易，造成了大量闲置和低利用的土地，即体制性剩余土地；在计算二元体制国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需要计算体制性剩余土地改革再利用的产出新贡献，才能较为准确地预判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经济增长潜能。
　　（4）作为一个土地开发程度仍然不高的二元结构国家，中国的国土利用率只有71%，利用水平还有提升的空间，调节水资源分配、南水北调、改造开发未利用土地，可利用土地数量还可以增加，使土地供给从垂直曲线变成向右倾斜的曲线。
　　（5）市场经济国家中，土地由于已经资产化，其交易增值的幅度并不大。而中国巨额的农村土地、城镇划拨土地等，过去未交易，或者禁止交易，其市场价值基本为零；一旦进行改革，使其能够交易和投入，其价值是从零到市场价格的升值。
　　其次，在现代市场经济实际的国民经济核算中，一是土地房屋租金计入GDP。物业公司、农业土地所有者、农村集体组织和城市居民在出租土地和房屋时实现的场地租金、耕地租金、厂房租金和居住租金都要计入GDP。
　　二是在土地和建筑物分不开的固定资产中，其以折旧和利润的形式计入GDP。土地与建筑物是分不开的，在会计准则中，土地对产出的贡献含在了资本利润的贡献中。
　　三是在国际通行的国民经济核算规则中，即使自己所有和自己居住的房屋，也要依据维塞尔要素生产力贡献归属原理，以自己给自己交房租的方式，由统计核算部门参照租金水平和全国拥有的房屋面积，扣除房屋真实出租已经统计过的，要大体估算一笔租金收入计入GDP。
　　讨论至此，我们可以建立既能够回顾刻画二元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历史，也能够预判二元计划与市场并存要素配置体制，向一元社会主义市场配置体制并轨改革与未来经济增长关系，可用古典经济增长核算和预测的基础性模型：
　

　　基于上述模型，我们估算中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潜在经济增长，2021至2035年均GDP增长速度可在5.25%—6.3%之间。分低、高方案，未来重大要素配置改革、增加土地发展战略和推动创新三个方面形成的增长动力格局为：（1）要素投入、盘活要素再投入和新增土地要素，增长速度年均为3.25%或3.8%；（2）农村宅基地和其他建设用地资产化改革形成的价值增值、市场交易、资产化融资、财富化效应，财产性收益等等，可能带来年均1%左右的增长；（3）推进广义技术进步创新TFP增长也分低高，年均1%或1.5%。
　　作者为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本文为二元体制经济学专栏之五。本文源于《财经问题研究》2021年第6期“中国潜在和稳定增长的经济学分析—二元体制经济学的中国实践”一文，转摘发表时予以了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