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颇受关注的经济学家，赵晓的“尖锐”也让他经常遭到许多“攻击”。

   “今天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被城市所塑造，被城市所改造。农村中国变成了一个城市中国，这在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经济学家赵晓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这样评价的。

　　中央十项扩大内需的措施以及十七届三中全会聚焦农村制度改革将对中国社会产生哪些影响？赵晓认为：“影响将是深刻的，因为中国已经到了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时期，中国的城市化到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城市化，更加注重城乡统筹，更加注重城乡平衡。未来，农村将变成城市的一部分。”

　　赵晓认为，本次世界金融危机，对世界来说是百年不遇的危机，对中国而言则是百年不遇的机会。他建议，除了已经出台的4万亿扩大内需的措施，政府还应从资本市场等方面继续出台政策，让中国经济恢复“元气”。他坚信，这会让中国经济在2010年全面复苏，中国会成为本轮金融危机中第一个复苏的国家，从而带动世界经济的复苏，成为引领世界经济的引擎！他预测，到2030年左右，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篇章一：“农村中国”向“城市中国”的转变

　　30年城市化得与失

　　中国的城市化被誉为21世纪影响世界的两件大事之一，同时也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优秀成果之一。对城市化一直颇有研究、也提出过不少尖锐观点的赵晓，如何看待中国城市化30年的得与失呢？

　　赵晓认为，中国城市化最大的“得”就是发展快。他说：“这种发展速度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针对目前中国城市化每年以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增长，每年有1200多万农民进城，以及正在进行的“造城运动”，他用“这是很了不得的！”来形容。

　　他说，今天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被城市所塑造，被城市所改造。“农村中国”变成了一个“城市中国”，这在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而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的两台发动机，一台是以出口为主导的加工业，另一台就是以房地产为主导的城市化。

　　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失”，他认为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城市化的成果没有让大家共享。城市化的过程中一些人依靠土地收益迅速致富，但另外一些人的权益却被剥夺；第二，城市化过程中很多传统的东西被破坏掉了，这使得中国“千城一面”现象普遍，城市缺乏自身的特点、文化、历史。“在城市化道路继续向前的同时，我们必须反思、改进，重视我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传统资源，包括文化、历史、建筑风格。我们不能成为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我们也不能以破坏财富获得GDP的快速增长，这种增长的代价最终将是我们付不起的。”

　　他以欧洲为例，“虽然它的GDP没有中国增长快，但财富在不断积累。欧洲有很多千年历史的建筑，至今仍可居住，人们不仅可以看得见历史，还能摸得着历史，更可以活在历史中。这给人们带来无形的成就以及更高的实际福利。记得去瑞银访问时，我落塌于拿破仑当年在瑞士的一座行宫，感觉恍然若失，不知自己到底身处何处，今夕何年？那么我在想，我们中国的历史到底在哪里，我们为什么不能生活在更让我们亲切熟悉且美好的文化和自然环境之中？”

　　他表示，在现代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尚需要完善伦理建设，尤其需要一种谦卑的心态，只有谦卑，才能尊重前人留下的东西，考虑左邻右舍的利益，同时考虑为后人留下发展空间，如此将城市化的发展建立于稳固的根基上。我们需要学习瑞士人“我们要保存旧的，同时在旧的基础上建设新的”精神，而不是像现在用一种很骄傲的心态，征服者的心态，急功近利的心态去进行城市化。“我们要为城市化、现代化找心，就是说我们要思考用一颗怎样的心去建设现代化。这个可能是更深层次的东西，比制度建设还要内在和重要。”{Npage}

　　中国处在城乡一体化关键时期

　　城市化的发展让中国的城市逐步跟上世界的步伐， 然而城乡之间的差别，尤其是收入差距却在逐步拉大。据农业部的统计，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

　　对此，赵晓却有着另一番解读：我们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因为城乡差别正是城市化的拉力。但如果说以前，城乡差别更多还是应该肯定的话，现在到了一个转变的阶段。“城市化进程到达今天这样一个程度，应该进入城市反哺农村的阶段了。也许这次中央出台的十项扩大内需的措施会是一个转折点，大大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同时前不久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也更加聚焦农村的改革和发展，这也说明中国已经到了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时期，说明中国的城市化到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城市化，更加注重城乡统筹，更加注重城乡平衡。在未来这样一个前景下，我相信中国的城市化会出现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人们都过着像城市一样的现代化生活。农村将变成城市的一部分。”

　　就十七届三中全会所热议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改革，赵晓“颇感欢欣”，因为这是他一直主张的改革方向——要从残缺的土地产权逐渐转向建立现代土地产权制度。他直言，流转权的改革只能算是一个过渡，一个初步的开始，其方向是好的，但也仅仅只是一个开始，离规范和理想的制度形式还差得很远。

　　赵晓对重庆城乡统筹的试点表示赞赏，认为这样可以摸索出各种行之有效的办法，也可以让我们现代化的进程建立在健康的、合理的土地产权制度上，更可以让收益分配更加均衡。他建议，应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进行试点，以积累经验。

　　至于农村公共产品匮乏的现状，他表示，一方面扩大内需会极大地改变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的面貌，而准公共产品（教育、医疗等）可以通过商业化运作解决，但要取决于政府对于基本制度的改革，能否允许民间资本的介入。另外，政府还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比如未来城乡一体化是否可以让公费医疗、交通卡等等在各地同时使用予以解决。

　　他预测，5年后北京的人均GDP将从8000美元跨越10000美元，一线城市的人均收入会比现在增加50%，收入的增加会改变人们的居住理念，让很多人从城市走向农村，这也必将使得中国的城市化从农民进城打工的单向流动走向“城乡双向对流”。

　　城市化缓和人和土地的紧张关系

　　基于中国土地资源现状，中国又是一个人口大国，赵晓表示，依然坚持自己曾经提出的走日本集约型的都市圈的城市化道路，不能走美国的粗放型道路，并且他认为目前京津冀、长三角的经济走廊也将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发展方向。

　　而对于近年来城市化的发展将占用越来越多的土地，中国的土地将越来越紧张等观点，赵晓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应该对中国的土地前景持乐观态度，“因为城市化的发展能够做到用更少的地养活更多的人，同时释放出更多的土地，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人和土地关系不是越来越紧张，而是越来越缓和。”

　　他说：“耕地问题对我们很重要，但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是土地和人口之间的关系，其中又包含着人的生产方式和居住方式。不同的生产方式和居住方式带来的人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又是不同的。”

　　“现代化在中国主要体现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人的生产方式和居住方式表现为集约型。像东莞，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使得一小块地能够容纳几百人。在居住方面，相比农村，城市人均占有土地只是农村的1/5，住宅大多是高层楼房，望京地区10.3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容纳了30多万人口，相当于一个县城人口。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们增加了1.3倍的人口，但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和城市化的居住方式，让同样的一块土地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而且还让人们活得更好。因此，我认为，目前拉动内需的关键还是要从‘住’着手，着力打造包括居住本省、周边配套、生态环境等方面，提高居住舒适度。”

　　那么，对于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如何解决居住舒适和人口之间的矛盾呢？赵晓认为这并不难解决，他甚至相信未来大多数中国人可能会住上联排别墅。“我这样判断有几点原因，第一是未来中国人和土地的矛盾会越来越缓和，第二城市化会释放出更多的土地，第三中国未来会进行国土整治。另外，人们居住不一定要占用耕地，山坡、洼地都可以，新兴的海地产的概念未来也会被许多人采纳。建筑的空间和形式是可以拓展的。现代化的发展一定是让人们居住得更宽敞、更舒适。我觉得应该对未来的人居前景更乐观，在产权改造、土地改造、城市规划等方面有更多的创新，目的就是让人们活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