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茅于轼谈到现行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现在我们是政府决定土地配置，效率非常的低，造成很多的矛盾社会，农民进不了城”。他进一步指出：“有个关键问题就是农民的土地能自由买卖，如果我们的农民能够把土地卖给开发商，他得到的价格就高了，他就有钱了，而且开发商能买到便宜土地，他的房价就降低了”，“问题的根就是自由买卖”。
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中国政府2013年1日文件指出要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并且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清产核资、资产量化股权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体制改革”。
在土地利益相关的多元群体的博弈下，一号文件提出，要用五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办证工作。分析认为，对农民的土地进行产权确定的过程其实也是利益调整过程，这样将把利益更多地分给农民。
同时地方政府调整土地的能力会下降，利益也会缩减，但是一旦产权确定清楚，农村宅基地等建设用地将进入市场。
张彤：如果允许农村土地直接入市，那么地方政府便无法在土地市场上一家独大，房假也就有了下降了空间。但是在中国现行的征地制度下，在农村土地还不能直接入市的情况下，只能是先由地方政府征用土地，再交给开发商进行开发，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95%的蛋糕是被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所瓜分，农民只是得到了5%的汤汤水水，这也是学者们质疑中国土地政策的一个主要原因。
陈志武：目前中国的土地制度，集体所有和国有的土地制度这样一个体系也好，给中国的农民实际上是带来了太多的掠夺，所有这些土地私有的国家和地区，农民从城镇化过程中间受益是最多的。尤其像我以前的学生，有一个尤其是比较明显的，他家是台南，台南人，以前的话也是望族，我有一次问他父亲，我说你们家这么多亿的财富是怎么来的？他就跟我说，他们家并不是靠办工厂，做什么企业获得这么多财富的，而是因为他们在台南和台北有很多的农地，有很多的土地，后来因为台湾的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让他们那些土地升值非常多，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几百倍土地的升值让他们家一下子就变成了多少亿的富翁。
但是回想一下，在中国为什么地方政府从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间，从中国的房地产超度繁荣的过程中间受益是最多的呢？如果不是当年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建设，不是这个国有土地制的建立的话，今天这么多亿的农民，他们祖祖辈辈一直流传下来的那些土地，本来应该是他们的，他们应该受益最多的，但是结果让这些地方政府受益这么多。
解说：其他专业学者也表示，中国土地财政政策需要转变，燕山华侨大学校长，经济学家华生认为，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最主要的原因是土地财政制度，政府不能当商人，靠卖土地来赚钱，使政府从执法者变成盈利者。当执法者变成谋利人的时候，这个市场不可能是正常的市场。
经济学家韩志国表示，急速货币化与土地财政形成了国民财富的大规模重新分配，社会公众分享的改革成果重新回到了政府手中。这是一种公开的，但却是无形的掠夺，对整个社会所造成的深层伤害不可低估。
中国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表示，土地制度问题是造成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大的体制性问题，土地制度弊端既剥夺农民，又剥夺城市低收入人群，从2011年开始，土地出让金算到房价里，现在的房价里70%的钱是土地出让金和税费，出让金制度是向穷人收税，而且是一次性收70年税，房子成为中国最大的财富积累。现在城市居民间最大收入差距就在于此。
茅于轼：还有个关键问题就是农民的土地能自由买卖，如果我们的农民能够把土地卖给开发商，他得到的价格就高了，他就有钱了，而且开发商能买到便宜土地，他的房价就降低了。农民有钱，房价降低，他就进城，有条件了。现在为什么农民进城只能变打工的呢？房子太贵了，买想都不用想，连租个房他也租不起。所以它变成一个流动的打工者，他永远不能变成一个城里人。如果我们改变政策，你可以把土地直接卖给开发商，有很多的农民愿意卖地，有很多的开发商要买地，很多的买方，很多的卖方来竞争，形成一个土地低价格，这是市场决定土地的配置。
现在我们是政府决定土地配置，效率非常的低，造成很多的矛盾社会，农民进不了城。如果农民能够改变土地交换方式的话，一系列问题都解决了，农民很快就变城里人了，我们现在伤透了脑筋，怎么帮助农民变成(城里人)，你这个问题不解决，他不可能解决。你要靠他的薪水来买房租房，10年、20年解决不了问题，那个太难了。
我们过来已经改革30年了，还有那么多农民，能进城的还是少数、少数，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可以解决一系列的问题，上访的问题也没了，自由交换也就没意见了。现在你强制买我的地，用很低的价买了我的地，完了你再卖给开发商，中间的差价被政府拿走了，农民还是贫困的，而且农民就要上访，就要告状，70%、80%的上访都是土地纠纷，自由交换就没有纠纷了。
张彤：您说这个是不是一个最理想的一个状态了？在中国可能实现吗？
茅于轼：其实中国必须实现这一条，中国现在大家知道，我们的GDP增长率在下降，你怎么让它上去呢？很简单，你看看发达国家怎么做的，发达国家土地是自由买卖的，当然他有很多规定，他有一些法律的条文，我们根本就不允许你自由买卖，这个土地的利用效率就非常的低，因为只有商品市场能够把资源配置的好，我们现在是全力的配置资源，也就省下了很多效率。所以你改变这一条，GDP就上去了，好多问题，上访也没了，GDP也上去了，农民的消费也增加了，现在我们不是消费太弱，投资太强，一系列问题都解决了，房价也下来了。现在压房价压不下来，土地自由买卖，房价自然而然就下来。
张彤：我们听到有很多经济学界的一些学者的观点，就认为未来中国GDP可以维系的一个依据，最主要的就是未来中国不断地城镇化的规模，还可以维持10年、20年，您觉得这个依据站得住脚吗？
茅于轼：这依据站住脚的条件就是土地自由买卖，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已经搞了30年的城镇化，我们现在问题也挺大，现在是2亿多的农民工，流动性的农民工，而这部分人口你没办法把它变成城市固定户口的人口。
张彤：我们看到刚刚十八大上面也说到，就是农民工进城户口的问题，还是分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有条件的。
茅于轼：他没想到问题的根，问题的根就是自由买卖。发达国家土地都是自由买卖的，政府拥有一部分土地，但是那个都是什么？沙漠，军事用地，政府用地，那不一样。
张彤：土地私有化在中国眼下还实现不了，不过农村土地市场化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明晰，一些触及地产市场筋骨的动作也都在酝酿当中。蛇年伊始，春暖花开，我们期待今年的房地产市场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些看得见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