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舆论对“土地流转”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有助于深化农村改革，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其历史意义和影响可与“大包干”相提并论。有网友直白地说：“三中全会就是好，土地流转是个宝。”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论说，土地流转势必推动新一轮农村改革，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途径之一。

    媒体评论也提醒在具体操作中，一要警惕急躁冒进，农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不稳，决定了土地流转不能过急过快；二要警惕农地性质发生蜕变，把大片耕地转为他用；三要警惕强迫流转侵害农民权益。

    邓小平曾提出过农村“二次飞跃”的构想：“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笔者认为，实现第二次飞跃的关节点，就在于土地流转。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将有利于土地流转和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对农民增收是有好处的。但有一条很明确，土地要流转不要流失。“不流失”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农民不能失去土地承包权；二是指流转起来的土地，必须向农业经营集中，用途不能改变，目的在于获得更高效率、更大收益，让农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一旦改变了用途，流转就变成流失，这是必须坚决避免的。

    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各地就已开始探索土地流转的多种形式。这次中央出台的决定是对原有政策的确认和进一步完善。最早搞土地承包的小岗村，从2004年开始，又把土地集中起来，种葡萄、搞养殖、搞出租，村民从经营中得到分红，2007年人均年收入超过6000元。从“分”到“合”，其做法与当年一样富有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