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王珏磊实习生赵淑菊发自上海、北京

　　受访人：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院长应星

　　时代周报：从数字上看，近几年农民增收很快，但是城乡差距却在不断拉大，这是什么原因呢？

　　应星：这个原因比较复杂，农民增收很快，但这几年物价水平上涨也很快。另外，城乡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以往虽然城乡有差距，但二者的关联度还是很高的，也就是说，城市对乡村比较依赖，现在由于消费社会的到来，城市对乡村的需求在逐步减少，包括粮食、食品等越来越多的是来自境外或其他渠道，而不是乡村，这也是拉大城乡差距的一个因素。

　　时代周报：城乡差距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仅仅是收入上吗？有没有一些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差异？

　　应星：当然有了，城乡差距体现在收入、社会保障、社会地位等各个方面，其实，综合起来说是“身份”的差距，比如西方国家，大家都只有一个身份—公民，但是在我国，却有“城里人”和“乡下人”之分。

　　时代周报：最早，我们一直以农业支持工业，前几年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怎样才能真正做到工业反哺农业？

　　应星：怎么才能真正做到城市反哺农村，这个我也说不好，但是从现在的效果看，确实不理想。当然，政府也在努力解决，但是解决了旧的问题，新的问题又会出来，比如说原来最主要的是税负问题，但是农业税改革之后又出来了新的问题，比如土地问题，特别是城市周边的土地问题，实际上由土地造成的剪刀差比原来由粮食征购造成的剪刀差对农民的伤害更大。

　　时代周报：怎样缩小城乡差距，需要进行哪些制度突破？

　　应星：缩小城乡差距一直面临着两种制度困境。一种是户籍制度。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我国进城农民工数量当前已超过2亿人。然而，户籍制度的改革始终没有根本的突破，从制度上对劳动力进行城乡分割的局面依旧，在用工制度上仍是身份制和市场制并存的局面：在福利和保障方面，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身份歧视依然存在；而在劳动力成本方面，广大的农民工群体则成为被剥夺得最为严重的底层群体。另一种制度困境来源于土地制度。自1978年开始农村改革以来，农地基本上是由农户分散经营的，这种小规模的经营显然制约着农业生产力的突破。然而，土地制度的改革面临着两难局面：如果基本维持农地现有的小规模经营，会直接影响到农业的长远发展；然而，农地的集约经营又存在着权力和资本双重侵夺的危险。如果农地大规模地向城市建设用地转化，大量失地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那么，社会稳定可能会受到根本的威胁。

　　时代周报：去年温总理便提出，要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在今年地方两会上，幸福成为一大热词，缩小城乡差距和幸福有怎样的关系？

　　应星：如果能真正缩小城乡差距的话，对农民生活来说，当然是件好事儿，但是离“幸福”可能还比较远，基本的生活保障都还没有解决，其他的谈不上。有人说农民的幸福感比城里人的幸福感更强，这根本就是不了解实际情况，对很多农民来说，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在“熬”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