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张全收与知名学者于建嵘、张耀杰做客本报两会嘉宾直播室，求解农民工就业难题

左手叉腰，右手举着高音喇叭，满面红光地站在黑压压的人群面前，告诉他们怎样才是“合格的农民工”，这是深圳全顺人力资源开发公司老板张全收在2008年底之前的标准像。

然而，短短三个月之后，走在人民大会堂的39级台阶上，这个中原壮汉却似乎举步维艰。虽然春节之前，深圳的簕杜鹃就已经满城竞放，但对于已经把家安在这个南国都市的张全收来说，2008年底开始的这场寒冬远远没有结束。

两会——金融风暴——农民工就业——张全收，相信没有人会质疑这种联想的自然性。国事盛宴上，“农民工”话题在经济危机的烘烤之下更加炙手可热，虽然这一群体中的许多人也许还满脸迷茫地游逛在中国各个城市的街头。

2009年3月10日，夜幕笼罩下的北京东三环，“民工司令”张全收步履匆匆地走出河南大厦。冷风拂面，他下意识地收紧衣领，加快脚步。此行的目的地是“南方农村报南方网两会嘉宾直播室”。在那里，他的老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社会学者张耀杰，已经恭候多时。

从“司令”到“旅长”

主持人：去年您说农民工来了就收，不知道现在您还“全收”吗？

张全收：往年和我们合作的厂家多的时候有一万多家，一般情况下有两三千家，到去年，少的时候只剩下700家。而当时我们还有一万多人没工作。

往年用工企业在春节之前要定好春节的用工人数，而今年一些企业年初究竟用多少人，一直没有一个准确数字。劳动密集型企业，需要女孩子比较多一些，于是，我们就把18岁以上、23岁以下的年轻女孩子先送去，男孩子一个人回家走的时候发一张卡片，让他们往后等一等。每年5月份之前是淡季，等到5月以后可能会好一点。

主持人：珠三角的企业用工跟节前相比，究竟是个什么情况？

张全收：现在的订单非常少，企业倒的倒，跑的跑。条件比较好的也在观望。很多企业不像往年那么好说话，再要高工资，企业受不了，他就少用（工人），甚至不用。

主持人：您的公司去年有一万人，现在还有多少人？

张全收：今年少招了一半多，也就是三分之一。

主持人：有记者说您由“民工司令”变成“民工旅长”。

张全收：我是“司令”也好，“旅长”也好，这个都不是太大的问题。我们的问题还是要搞好农民工的工作。往前的路虽然不好走，但我们信心很坚定。

主持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说当前还有1100万农民工没有找到工作。

于建嵘：我怀疑这个数据的真实性。去年统计的农民工总数是一亿三千万，从张全收这个公司看来，差不多一半的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就业形势的严峻性可能被低估了。

回乡创业不现实

主持人：金融危机形势下，农民工应该怎样转变心态，现在应该做些什么？

于建嵘：相对来讲，农民工应该有一个预期，要想到自己的退路。

张耀杰：很多农民工回去都没有地了。

于建嵘：前两天有个媒体采访我的时候，我说，我不大看好他们在农村创业。

张全收：这个不现实。

于建嵘：创业不容易，资金不容易。特别重要的问题，农民工的非农化是一个方向性问题。实际上60%、70%的农民工从来没有在农村种过地，他根本没有想过要回去种地。

政府应引导农民工理性流动

主持人：农民工的盲目流动是否有所缓解？

于建嵘：张全收给他的农民工都提供一个卡片，需要就打电话联系，使农民工不再盲目流动。

张全收：是，现在农村人过了年有活没活都要出来溜一圈，身上的钱花完了又回去。

于建嵘：政府现在能够做的，应该加快就业信息的传递。全收实际上承担了政府的很多东西。他在这里不停地发布信息说，你们暂时不要来，现在这里找不到工作，政府也可以做这方面的事情。

主持人：于教授原来谈到过“全收模式”很难复制，因为其成功的最大因素就在于“司令”个人的人格魅力。您有没有想过，用制度把它规范下来加以推广？

于建嵘：在制度不完善的条件下，是不可复制的。当然，的确需要用一系列的制度来规范它。他为中国式的劳务派遣在摸索经验，而且《劳动合同法》已经给了劳务派遣合法的地位。

以“培训券”刺激农民工培训市场办法好

主持人：您觉得现在与其让正规技工学校培训不如您来培训？

张全收：对！现在许多农民工确实没技能，我想培训他们。因为我对企业的用人情况非常熟悉，对农民工期盼什么，我也非常清楚。

主持人：所以您打算自己搞培训？

张全收：有这个打算，但要和政府合作。

主持人：前几天您向东莞市长提出，让他提供一个培训基地。具体怎么跟政府合作？

张全收：如果政府提供场地，我们可以建一个全国最大的农民工培训转移基地。我相信一年解决三至五万农民工的就业是没有问题的。东莞市长也比较支持我这个工作，说这个是好事情。我们不是做坏事，我相信政府会帮助我们。

主持人：和目前政府组织的学校培训有哪些不同？

于建嵘：张全收的培训是社会化的，可选择的。他的培训如果做不好，人家就不来。可选择性和不可选择性，是二者最关键的区别。

张耀杰：实际上现在最需要的是输入地的培训，而不是输出地的培训。输出地的老师和校长不知道市场需要什么人，哪些知识有用。

张全收：我认为更好的办法是搞“培训券”，而不只是花钱去办培训学校。

于建嵘：利用张全收这种社会的力量来进行培训，且效果会更好，在制度上应该有所安排。

“司令”想见总理

主持人：您坚持要见总理？

张全收：是的，会议结束之后我还是想见总理，谈谈农民工就业的问题。见完总理之后，我还要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于建嵘：我认为总理确实应该见见他。因为他是人民代表，他也能为总理分忧。

主持人：这几天开会您也见着总理了。

张全收：离得很远。我也给总理写了一封信，总理应该了解这个情况。

主持人：于教授说过一句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你别看全收身上挂满奖章，实际上他也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所以他讲这些时痛哭流涕。他现在是给一万多人遮风挡雨，实际上他本人是很脆弱的。”

但是在刚才的访谈中，您谈到对未来的信心时，我们看到了您的坚强。感谢您与农民工兄弟们共度时艰，我们也希望春暖花开的那一天早点到来。

编辑：罗琳珊